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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集锦 | 党领导的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研究

2022-02-18 15:07:05


2021年12月15日上午,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党领导的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研究”专题研讨以线上方式召开。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刘小楠教授主持。

一、促进妇女经济参与的制度机制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蕾副教授认为,完善儿童照料体系等社会支持有助于维持女性就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缓解女性因儿童照料导致的职业中断。她指出,城镇已婚女性容易因为家庭原因等长期性因素中断就业,这些女性中断就业的决策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与城乡差异。她的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数量的增加会提高女性职业中断的发生率,而灵活的用工安排、社区幼托资源与隔代照料,会降低女性职业中断的几率。

河北港口集团人力资源部薪酬科长赵海宏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和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以H集团为例,对国有企业内部性别工资差异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发现,近5年来H 集团内部性别工资差异逐步缩小,学历、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因素在集团内部性别工资差异中的影响力趋于弱化,而职务、党员身份等政治资本因素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工资制度等结构因素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建议,要进一步提高女性党员在管理层、领导层的人员占比,打通女性职务(职级)晋升通道,在制度和结构层面加强推动男女平等的性别差异研究和实践探索。

山东科技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小双指出,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待遇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高管的平均薪酬工资总额显著高于女性高管;薪酬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人力资本特征、职业特征、天花板与黏地板效应。建议在薪酬体系设计上将非财务指标如环境、社会因素等划入业绩考核范围,设计更加合理、多元的高管薪酬结构,以缩小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性别差距。

中国政法大学刘小楠教授在点评时指出,随着生育政策不断优化,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成为妇女就业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倡导国家、社会和男女共担家庭责任、打破传统性别分工和偏见方面,我国现有的法律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今后还应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责,提高对家庭的各项保障和支持力度;应营造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和环境,对雇佣女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给予税收优惠;应避免法律政策导致的间接性别歧视,破除职场性别隔离和“玻璃天花板”等因素的影响,推动解决性别收入差距问题。

二、妇联组织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制度机制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王慧在深入理解基层社会治理的内涵与方式的基础上,就如何破解妇联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困境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明确妇联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组织优势和工作领域,建立妇联组织与外部多元治理力量的良好互通互补合作机制,将有利于妇联组织全方位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更好地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群团组织的独特作用。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石鑫副研究员总结了党领导下的妇女组织机构的发展演变历程。她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妇女工作,在党的机构内设置妇女工作机构,并通过各种组织形式发动妇女群众参加革命和建设。新时代以来,妇联组织不断改革创新,通过“会改联”“区域化改革”“四新”领域建妇联等,扩大妇联组织的覆盖面,有效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着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助理讲师张晓晨介绍了安徽省妇联系统利用新媒体技术,搭建立体宣讲平台,选树先进典型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开展妇女群众思想状况调查等活动,探讨了新时代妇联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引领的工作机制。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她认为,妇联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要以问题为导向,创新工作理念,注重内容创新,拓宽宣传渠道,掌握网上引领主动权,加强组织建设,夯实阵地基础。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张永英研究员在点评时表示,三位发言人从宏观、中观、微观,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等不同维度展开对妇联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研究和思考,内容既涉及妇联组织自身建设,也关涉妇联工作制度机制、工作方式方法等多方面,展现出当前妇联研究的图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希望有更多研究者关注、研究妇联组织从顶层决策参与到基层具体工作层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未来应聚焦两方面重点议题:一是全面依法治国和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妇联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二是妇联组织自身建设涉及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工作制度机制等层面的改革创新。

三、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研究

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曹思雨围绕我国反家庭暴力制度的进步与发展完善做了发言。她指出,随着反家庭暴力法及地方条例办法陆续出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治保障逐步完善,民众反家庭暴力意识不断提高,极大推动了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案件的预防和处置。她认为,不仅要从根源出发对反家庭暴力制度作进一步完善,还要利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特点优势,发挥其在反家暴工作中的特殊作用,建议设立“首问责任制”,最大程度保障家暴受害人及时得到帮助。

厦门大学法学院蒋月教授围绕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中的争议问题、现实困境及改善对策做了发言。她指出,当前,关于家庭暴力的概念、类型、干预限度等问题还存在认识分歧;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反家庭暴力的“独门绝技”,面临申请数少、法院核准率低的问题,尚未达到立法预期效果;家庭暴力导致离婚损害赔偿的申请较少,获准金额较小;家庭暴力证明难,依然是受害人维权路上的“拦路虎”。为促进《反家庭暴力法》落地落实,她建议尽早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实施条例”,在《实施条例》中增列性暴力、经济控制为家庭暴力类型,扩大干预范围和受保护对象范围;扩大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规范送达程序、增加保护措施,并明定将人身保护令交由公安机关执行;明晰告诫的性质,扩大强制报告义务主体范围;制定适应反家暴特点的证据规则,增加证据种类,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加强法官依职权调查,减轻受害人证明责任;加强宣导培训,共建共享安全文明的婚姻和家庭。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研究实习员郑锡龄从提升反家暴配套制度适用效果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她提出,要明确告诫的法律属性和公安机关应当出具告诫书的情形;确立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优势证据规则,区分人身安全保护令和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对家庭暴力事实认定的不同标准;普遍建立反家暴多部门合作机制,落实对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国家责任。

中华女子学院张荣丽副教授在点评时指出,在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近6周年的节点,总结法律实施的成效与经验,从问题出发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很有必要。反家庭暴力立法在家暴的类型、手段、保护主体等基本内容方面存在不足,具体措施如人身安全保护令、告诫书的适用有待进一步推进,家暴事实的认定还存在证据取得难、证明标准高等问题。期待接下来的地方立法能够完善相关规定,健全反家暴工作制度机制,为将来国家立法修订完善提供有益的经验参考。


作者:郑锡龄(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编辑:宓瑞新、林丹燕、赵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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