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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家教家风与基层社会治理研讨会” 专家观点集锦(一):理论探讨部分

2021-01-05 10: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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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0年12月20-21日,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办的“家庭家教家风与基层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分为理论探讨、政策回顾、妇联实践等专题进行深入讨论。性别研究视界将分四期,荟萃会议中的专家观点,以餮读者。本期推出第一篇:《“家庭家教家风与基层社会治理研讨会” 专家观点集锦(一):理论探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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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周飞舟,从“家庭本位”的理论出发,讨论费孝通先生所说中西家庭关系的差别,即所谓“反馈模式”与“接力模式”的差别,并以反馈模式来说明费孝通所认为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通过讨论“分家”问题,周飞舟教授指出反馈模式是否延续与家庭结构形式的变动之间并无必然关系,并从内生动力和长效机制、消除社会性贫困、村庄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相关社会政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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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少鹏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宋少鹏,以《人民日报》(1946-2020)1502篇与“家风”相关的文章为研究对象,以“家风”这一关键词为切入点,探究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涵,并在长历史中探究其变化。研究发现,家风建设作为中共治理的抓手,贯穿于新中国70年的治理历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家风没有作为工作对象,而是作为个人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的手段。通过对传统家长制家庭关系的改造,继承与塑造“革命家风”,同时也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家风不仅是治理的抓手,也开始成为治理的对象。“家风”与“党风”和“社会风气”相连,演化成治理结构中的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党的建设,“家风”与“党风”相连,主要作用于廉政建设。首先是对高级干部,后发展为对于所有党员干部的普遍要求。对党员干部的要求经历了从“治家”到“治家”/“修身”双重要求的演化。这条线索演进到新时代,从软约束转化成硬约束,修身治家的要求进入党的法规。另一条线索是社会建设。从80年代的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到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治,中间还贯穿着“传统文化”在中国治理结构中地位的提升。在基层治理尽管以“家”为对象,落脚点却在社区。“三家”建设客观上起着建设社区、构建国家社会关系的功能。妇联作为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成为了以“三家”建设为抓手的社区治理的核心主体。进入到新时代,家风建设逐渐制度化,明确写入了党规国法(民法典),正式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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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瑛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认为,家国关系是中外古今都必须面对的基本论题,应当注意处理家的本体性与工具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划清家和国的边界,保护家的本体性,保护普通人之间普遍且稳定的情感诉求,保护家作为“人的社会生命”之根的功能;另一方面要看到这种本体性的维护同国家和社会治理在当下并不全然矛盾,而在很大程度上会自然而然地实现治理的目标,譬如从家自身出发培育的家风内在地同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目标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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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华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菊华,辨识了优良家教家风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她认为,家庭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基本构成、出发点和落脚点,好的家风是清廉党风的初元基因和基层治理的精神内核,严正家教是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而弘扬优良家风,推进家庭治理,是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路径与凭依。为此,必须大力推进家庭自治与家社联动、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以厚朴家风涵育法治德治,提升基层治理的软实力;将法治德治纳入家庭教育之中,加强家教培训,通过言传身教,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注重“三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映射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观点,透视出重视优良传统的文化自信,彰显出国家治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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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中笑  中国儿童中心党委书记、教授 

中国儿童中心党委书记、教授丛中笑,总结了开展贫困地区家教调查以及推动家教进社区的实践经验。她认为,家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客体,又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建立信任感是发挥家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主体作用的关键。社区可以建立一些交流和活动平台,如阅读空间、家庭讲座、家庭沙龙,休闲娱乐等。社区的职能要从物业型转向综合服务型,在服务中增进了解,建立信任。以家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一要加大家庭建设的政策支持,二要促进居民自治,三要激发家庭的内生动力,四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五要建设学习型、友好型的现代文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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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焱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焱认为,基层社会治理突出家庭家教家风视角,既是对传统“家国同构”社会治理模式的继承,也是对党在探索现代民主社会进程中注重家庭改造这一执政经验的再创造。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始终是与反思家庭制度、改造家庭关系相关联的。家庭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对象又是重要权利主体,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手段又是目的。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应注重通过精准服务家庭需求,加强对家庭的思想政治引领,另一方面应注重通过公权力的积极行动,加速建立家庭友好型政策体系,保障家庭的基本社会功能,改善家庭共同体的外部生存环境;此外,还应注重改造家庭关系,带入性别平等的视角,注重对束缚女性发展的封建落后传统家庭观念进行批判,以及对体现民主平等和谐的现代家庭制度进行重构。各地妇联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探索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经验,比如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婚姻家庭纠纷矛盾调节机制、妇女议事会工作机制等,由此走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中心。妇联组织通过主动策划,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真正纳入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范畴,同时把促进性别平等的议题纳入其中,有意识地推动家庭关系的调整与改造,不仅促进了性别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进程,而且有助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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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筱丹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董筱丹,从安全治理视角出发,阐释了家庭功能与基层社会治理功能的内在联系。以商鞅变法为例,提出家庭形态和国家治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家庭形态变化受国家意志影响;以汉代农户家计变化为例,提出家庭内部分工替代市场交易存在着安全视角下的合理性。董筱丹教授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加剧,乡村对于保障国家综合安全的压舱石作用再次凸显,这就需要在乡村治理层面进行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通过乡风家风工作促进村庄资源生态化开发、促进乡村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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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韩琪,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出的“人自身的生产”视角入手,阐释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层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她认为,澄清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背后的理论渊源,有助于在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宏观的层面发挥这一政策的积极作用,使它成为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有关家庭、性别、生育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问题的关键一环。当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已得到重视,然而这一政策背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却未能得到充分挖掘。《起源》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它承认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生育的重大意义。总书记提出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正对应“人自身的生产”中的全部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在微观层面的一个重要体现,亦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一个产物。虽然我们还没有发展到恩格斯所说的“一切女性重回公共事业领域,并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属性”的程度,但我国正处于向健康平稳的家庭模式过度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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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强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张强认为,正确认识并有效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需要科学把握文化、价值、问题和实践四重逻辑。首先需要探究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中国传统家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庭观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文化溯源;其次需要把握家庭家教家风在推进基层德治、法治、自治及传承家国同构理念中的重要价值;再次需要厘清家庭功能式微、家庭关系淡化、社会支持不足等问题对基层社会治理构成的挑战,并以文化资源挖掘为原点、以德性教化工作为重点、以治理主体构建为支点、以治理效能转化为落点,真正汇聚起家庭家教家风的强大力量。



文字来源: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理论研究室

摄像:史凯亮

编辑:赵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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