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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家教家风与基层社会治理研讨会” 专家观点集锦(四):理论、历史与实践探讨部分

2021-01-08 16: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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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0年12月20-21日,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办的“家庭家教家风与基层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分为理论探讨、政策回顾、妇联实践等专题进行深入讨论。性别研究视界将分四期,荟萃会议中的专家观点,以餮读者。本期推出第四篇:《“家庭家教家风与基层社会治理研讨会” 专家观点集锦(四):理论、历史与实践探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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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跃平  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

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阙跃平,讨论了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家庭主体性的培育策略。基于现代化和家庭变迁、家庭问题与政府责任等背景,研究发现,家庭往往被视为对象和客体。但家庭也有其主体属性,需要研究“三家”建设中如何理解和培育家庭主体性的问题,要用交互性思维去看待家庭主体性的构成与生成。依据家庭与国家、社区、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主体性可划分为他控主体性、联结主体性、自觉主体性三种关键要素。对以上三种要素的分析发现,存在他控主体性面临的多元挑战、联结主体性发展的不充分以及自觉主体性的薄弱不强等问题。破解与培育的关键在于构建联动机制去解决,发挥社会工作与社区教育的联动为家庭增权赋能,发挥家庭自身在家庭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作用。当然,这种联动机制也有其局限性,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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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方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秦方,以民国时期北京各区警察报告以及基层警察汇总到京师警察厅(后改名为北平特别市警察局)的报告为主要资料,探讨近代家庭冲突和社会治理问题。认为,相对于当下,民国时期父母对不孝子女有更大的制衡力和话语权。如遇儿子不孝时,父母往往主动且频繁依靠警察、教养局、戒除所等官方机构,将这些家内危机暂时转嫁于国家。而这些代表国家权力的机构,由于其便捷和免费等特点,反而吊诡地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家庭内部的亲子冲突。可以说,这种请求国家父权机制出面、“代为管教”子女的方式,反而达到了父母对子女的约束目的,并使家庭关系进入到一种较为平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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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梅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孙晓梅提出了深化研究家庭家教家风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几个重点:第一,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家庭建设在基层治理的主要特点,分析党加强和改善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三家”作用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实践,探讨建立完善更加符合家庭工作特点和要求的制度机制。第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家”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新时代发挥“三家”作用的科学内涵,积极探索有利于发挥“三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重要作用的新举措新办法。第三,探讨“三家”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机制、法治体系、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诠释基层社会治理中与家庭有着紧密关系的民主自治、人民调解员的作用、婚姻家庭矛盾化解的途径以及社区和村委会的管理方法等,探索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工作在家庭建设中的特殊地位。第四,研究“三家”三者的逻辑关系,通过对建国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历史进程的梳理,揭示“三家”的内部逻辑关系及其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显著优势,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注重发挥“三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提供历史依据。第五,研究妇联组织在家庭建设中的工作内容,城乡开展评选“五好家庭”活动和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在新一轮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制定中设立家庭目标,探讨完善更加符合妇联家庭工作特点和要求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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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来诗琴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社会工作系硕士研究生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社会工作系硕士研究生吉来诗琴,以阅享美创志愿服务队为例,探讨了城市社区中全职妈妈的社区参与动力与路径。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二胎政策的开放,全职妈妈群体不仅基数逐渐增加,且综合素质水平在不断提升。她们作为家庭文化建设者,拥有包括家庭资源在内的多种社会资源,有意愿并能够带领家庭成员走出家门、走入社区、走向社会,将个体与群体、家庭私人领域与社区公共领域相互连接与交织,从而实现妇女公共价值,协力构建更具参与感的社区,逐步走向社会共同体。全职妈妈参与社区生活与其自我赋能及家庭内外部的支持有关,多种积极因素交织融合促使该群体从个人主体走向社群主体,最终转化为服务社区的实践活动;从其社区参与“私人生活-亲子互助”、“邻里互助-社区服务”、“社区内-社区外”发展路径来看,全职妈妈作为连接“家庭-社区”的纽带,引导家庭成员参与社区服务,从“利己-互助-利他”,从家庭内部的私人领域走向外部的公共领域。在融入社区文化的过程中展现出新时代社区居民的整体活力,对于促进友好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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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旅军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周旅军,就人工智能时代的家庭养老支持与老年友好型社区治理进行了研讨,认为在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的中国社会,对家庭养老的积极支持有利于家庭成员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但支持方式不能局限于直接服务老人,还要充分认识到家庭内部的照顾者作为服务供给主体的重要性。家庭照顾者绝大部分是女性,面临身体、心理、社交、就业和经济等方面的困境。对家庭照顾者需求的满足关系到家庭的和睦与幸福,应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在通过社区治理实现支持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过度支持和不均衡分配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人工智能建构链接式精准支持系统,使提供外部支持资源和服务的各主体之间能够有序协同地为家庭照顾者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支持环境。系统平台的运行并非只靠技术即可发挥作用,通过分析智能音箱助力社区老龄服务的具体案例可以发现老年友好型社区治理能够发挥“守门人”、“中间人”和“协调人”的作用,帮助老年人及其家庭融入“智能+”时代,而家庭照顾者通过社区治理能够得到外部多元化支持资源和服务的有效供给,这对于平衡老年照料和家庭照顾者个人发展之间关系具有重要价值,从而在承认女性家务劳动价值的基础上避免再生产新的社会区隔和社会不平等,有利于完善老年长期照护保障体系,实现社区治理满足成员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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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芸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施芸卿,就家庭进入社区治理的意义进行了讨论,认为近年来,社会治理领域提倡“多元参与,共治共享”,随着研究的进展,其中的“元”也被不断地细分,从最早把除国家之外的市场、社会带进来,到现在社会中的各个具体的层面不断被挖掘。从这个角度,“家庭”也可以视为是多元之一,但是带着这个分析维度进入社会治理时,跟我们之前提的比如青年、老年、或者职业群体等,是不一样的。这些不同身份的个人其实都在家庭里面,所以,家庭这个分析的维度最独特的在于它的边界渗透性和伸缩包容性,与此同时,它还能关联到我们国家最深层的传统,社会、文化、心理的结构。因此,它是一个连接个体和国家之间的过渡性的领域,一方面直接关涉个人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对接到社区乃至国家这样公共的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学术研究该怎么提出比较有解释性的问题?一个可深入的线索是,家庭作为一种过渡性领域,该如何打破“公”与“私”之间的边界?又由谁来打破?可以呈现这一解释的多样性。比如从机制上,如何用技术手段帮助居家养老;从主体上,社区中的全职妈妈、社工的角色等。此外,在国与家相互渗透的方向上,我们现在以治理的角度,说的比较多的是国家如何渗透到家,但是否也可以有从家到国的角度?家庭进入社会治理领域中时,有着非常丰富、具体、充满温度和故事的内容。



文字来源: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理论研究室

摄像:史凯亮

编辑:林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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