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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中母职实践困境及其化解之道

2021-01-16 2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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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社会是风险社会。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我怕!在母职个体化进程中,因为“怕”落后,产生了“密集型”“焦虑型”“全能型”“经纪人”式的个体化行动,使得母职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风险的行程。本文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考察了母职实践的风险困境,认为母职实践必然要寻求共同体,建构起合作行动模式。


母职认同受到来自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工业社会的转型、消费文化的肆虐和性别话语的变迁等方面的影响。本文结合自身“当局者”的体验、观察和“妈妈群”的长期访谈资料,以及相关文献阅读,尝试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研究现代母职实践过程中的风险困境,并提出共同体是母职抵御风险的有效机制。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与母职实践的风险意涵

风险社会理论是从风险视角研究当代社会变迁理论的总称。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 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作为社会问题的当代话语形式的风险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不仅为把握当代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而且必将重塑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在贝克看来,现代化风险与“社会的、人生的和文化的风险和不安全重叠在一起”。后者彻底改变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生活方式的基本确定性,原先稳定的惯常范畴和人生轨道,比如社会阶级、家庭形式、性别地位、婚姻、父母身份和职业,都丧失了确定的基础,变得模糊不清。

贝克指出,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我怕!在母职个体化的“凸显”进程中,因为“怕”落后,产生了“密集型”“焦虑型”“全能型”“经纪人”式的个体化行动,建立了“奋斗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新关系,从而开始了母职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风险的行程。母职实践的风险受到社会结构和个人能动性的共同作用。母职实践的风险是母职个体化进程中主动与被动的建构。吉登斯将风险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s)和“被制造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s)。笔者按这理论框架,研究母职实践的风险具有两种不同的指向:“母职个体制造的风险”意涵与“母职个体受到外部风险威胁”意涵。

母职个体制造的风险困境

后工业社会是风险社会。风险不仅来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也来自我们作为集体或个人做出的每个决定、每种选择以及每次行动。贝克指出“风险是以决策为前提的”。所有那些反身性的抉择,都可能构成“风险生平”。

在风险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易燃易爆品”。2019年深圳一所中学校运会上,学生方阵上打出一条“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快乐!”横幅,反映了当下许多家庭教育的状况,引发了网络共振现象。孩子学业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作为“经纪人”“密集型”和“全能型”母职反思、执行与规划的中轴线,并通过个体文化资本再生产范式完全嵌入孩子学习的场域中。在这里,母职个体要不断面对多元化的、不确定的生命历程,她们为此要担当的生产更复杂,对自我个体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规范要求也在增加。

另一个问题在于,母职个体被社会话语的思维模式所屏障,忽视反思与本我较为相符的社会思维模式。考“名校”的道路并不适合大多数人,最终只有少数人才能如愿以偿进入“名校”。处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母职实践者,对这个风险感知存在不同的思考逻辑。孩子成了母职实践全部动力的来源,其成就能否达到预期目标是家庭乃至社会评判母亲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在这种封闭和强势的价值体系下,母亲不得不通过压迫自己的孩子而获得逼仄生活空间里的某种虚幻满足。

母职个体化进程处处生产和遗留了不可胜数的“看不见的副作用”,就是把孩子与家庭置于数量激增的各种不确定性面前。当这些副作用变得明显可见,并将风险置于一种无法逃避的结构情境时,风险就凸显成为母职的现代性属性范畴。

母职个体受到外部风险威胁

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因为工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其所生产的危险侵蚀并且破坏了当前的安全系统。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已经凸显出来。

网络成瘾、负面内容暴露、隐私泄露、身心健康受损、学习成绩下滑等风险频发,家长对此感到忧心忡忡。家庭媒介素养教育已成为母职实践的重要课题之一。限制、减少、惩罚等“围堵”方式是大部分家庭监管孩子使用数字媒介的手段。研究发现,职场女性与母职双重身份已让众多母亲在日常生活中身心俱疲,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采用积极干预措施,培养孩子的上网信息搜索能力和自我信息控制能力等。信息社会的到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及早习得互联网使用的技能是成为信息社会公民的必要条件。缺少沟通、强行围堵的措施不但无法帮助青少年建立起正确的互联网使用规范和习惯,而且还会破坏代际信任,恶化亲子关系。

这种不可控的风险情绪具有极强的亲子关系破坏力。由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制度性风险所引发的焦虑就会像“幽灵”般缠绕在每一个母亲的心头。2020年4月底,在学校陆续复学期间,青少年生命伤害事故频发。悲剧的上演,让母亲们强烈意识到风险就在身边。风险的突发性、风险的不可控性、风险的破坏性,引发母职个体的深度思考“何以为之”与“以何为之”。在生命事故阵痛的预警下,掌握话语权的母职提升了反身性自我意识,并改进自身行动,充分让渡孩子的成长空间,避免成为青少年独立的桎梏。

母职个体风险自治

韧性也称为弹性、恢复力、抗逆力等,用以描述各类主体面对外界风险、扰动时所具有的抗压、恢复和持续发展能力,以恢复到“原初身心精神平衡状态”。韧性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个体的保护性因素与风险情境(如战争、灾难、疾病、生活挫折等)相互作用的结果。母职韧性的理念与思维,有利于化解现代化母职所面临的风险困境、风险威胁与风险累积与叠加。

母职韧性通过母职实践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制度和应对突发性社会问题的过程建构起来。在面对处于不断变化的风险情境中,母职韧性不仅要求其具备风险的耐受性与抗压性,而且需要经过不断学习与提升,积极调动个人资源,获得更多社会支持,提升个体的风险自治能力。比如,“闺蜜型妈妈群”属于母职的“自由联合体”与“实践共同体”范畴,具有自发性的社会共识,是在追求一个共同目标,通过共同努力,互享、互助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情感融洽的协作系统,拓展了母职实践的潜能。

(作者单位:福建省委党校妇女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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